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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委托人诉讼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规定存在变化。196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规定，仅在受托银行不起诉的情况下，委托人可以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提起诉讼。即，委托人并不具备直接起诉借款人的资格。但1999年10月实施的《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对“第三人明知的隐名代理”作出了规定，现行《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亦沿用了该条。依据该规定，第三人在与受托人签订合同时明知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据此，对于签订了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委托人因借款人明知代理关系取得诉讼主体资格；而对于未签订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委托人亦可通过举证“借款人明知代理关系”，或借款人违约后受托银行对代理关系的批露，获得直接向借款人起诉的主体资格。

　　其次，就委托贷款纠纷属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司法实践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观点一认为，从形式上看委托贷款属于金融借款法律关系，资金由受托银行发放、借款人还款指向银行、借款人与银行存在借款合同，符合金融借款合同特征。观点二则认为，委托贷款实质上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受托银行仅提供通道服务，资金来源主体为委托人，受托银行无法决定贷款的核心条款、不享有合同权利亦不承担贷款风险，与委托人以自有资金进行民间借贷无异。亦有观点三认为，委托贷款兼具民间借贷与金融借款的特征，可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笔者更倾向观点三，该观点更贴合委托贷款的本质特征，且适用民间借贷的规定亦更符合基于受托银行、委托人与借款人在委托贷款中的权利义务分配逻辑。

　　案例一最高人民法院在刘某、张家界新大新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2018）最高法民申1126号】再审中认为：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于1996年5月16日发布，该批复主要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对委托贷款协议纠纷中如何列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作了规定。而199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对上述批复涉及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如何确定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原判决适用该条规定认定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并无不当。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与受托人签订合同时明知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代理关系的，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根据《委托贷款协议》的约定可知，在该协议签订时，刘某已知悉北京银行深圳分行是受闫怀舜的委托向其发放贷款及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与闫怀舜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且从《委托贷款协议》第二条第10款第4项约定：“借款人发生逾期或其他违约，委托人书面要求受托人对借款人或/及担保人提起（或委托人以受托人为被告或第三人而提起）诉讼、仲裁或强制执行等法律程序的，或者委托人对借款人或/及担保人提起上诉法律程序而委托人需要加入该程序的，……。”及该协议第七条约定：“借款人未能按约定偿还应付款项，或者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承诺、保证、义务或责任的，构成违约，委托人或受托人均有权采取提前收贷、要求赔偿、执行担保等在内的一切救济措施，……。”可知，委托人有权委托受托人或自行提起诉讼。因此，基于债权受让而成为本案借款合法权利人的金昌公司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刘某主张权利。

　　案例二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东富益通投资中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最高法民终814号】二审中认为：关于本案的罚息、复利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目前我国已经全面放开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管制。因此，在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无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本案《委托贷款合同》中关于罚息、复利的约定合法有效。另外从结果上看，丽智置业客观上融资了970000000元，为其自身解决了企业经营、项目开发的资金问题，因此在其违约后，东富益通依据与其另行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主张相应违约金，亦有合同依据，并无不当。但原审法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丽智置业应承担的期内未付利息、罚息、复利及违约金等各项费用的总和，不得超过以贷款本金97000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数额。对于东富益通主张的各项费用超过强制性规定标准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恒帝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思道科投资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20)最高法民终1298号】二审中认为：委托贷款法律关系中贷款人即受托人是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其履行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等金融机构的职责，但委托贷款有别于商业银行的自营贷款业务，商业银行以受托人身份与借款人发生借款关系，有关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借款合同主要权利义务的确定体现了委托人的意志，而且贷款来源于委托人筹集的资金，资金成本与民间借贷大体相当，因此委托贷款实际上兼具金融借款与民间借贷的特征，故本案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有关借款利息、罚息等利率上限标准。